从文学评论到新马文学 ──杨松年教授访谈录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从文学评论到新马文学
──杨松年教授访谈录

（采访：叶金辉）

简介

　　杨松年教授，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笔名有风入松、绿云，1963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1968年获英联邦奖学金赴香港大学修读高级学位，专攻明清诗论，1970年获硕士学位，1974年获博士学位。1971年开始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后分别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暨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与副主任。杨教授也曾任第一届文艺研究会会长、新加坡教育出版社文艺作品编审委员会主席、新加坡职工总会《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主编、《奋斗报》主编与《新加坡文艺》主编。他曾荣获新加坡书籍理事会书籍奖，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五一劳工之友奖章，台湾中国作家协会中兴文艺奖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第一届优秀教学奖。1983年获新加坡政府颁发公共服务奖章（PBM），1990年获公共服务星章(BBM)。2001年自国立大学退休后，任台湾佛光大学中文系专任教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网站主持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并教导中国古代文论、世界华文文学、中国诗学研究、文学与传播等课程。

　　著作有《王夫之诗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论集》、《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研究：明末清初诗论之考察》、《中国文学批评论集》、《杜甫〈戏为六绝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研究问题论集》、《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研究》、《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析论》、《战前新马文学所反映的华工生活》、《新马早期作家研究（1927－1930）》、《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马现代文学》、《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等，发表论文超过1百篇。近主编“从选集看历史”新马文学丛书，以及世界华文文学各体文学作品论析丛书。已出版的有《从选集看历史：新马新诗论析》、《跨国界诗想：世界华文新诗论析》。

问：哪段人生与学习过程对你特别重要？

答：在香港大学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研究，是我学术研究兴奋刺激的开始，在中国古典文论与诗论方面作广泛的涉猎，我认识到研究的方法，并对文学理念有新的认识，也提出重新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意见，这些都对我有很大的激发。70年代中期我担任《新加坡文艺》季刊的主编，开始关注新马文艺，遂展开新马文学的研究，这是另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开始。

问：能否简述在南大4年的求学生涯？

答：南大中文系给我一个很好的传统语言文学的训练，当时我也辅修中国历史文凭课程，给我日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与新马文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不但从文学看历史，也从历史看文学的发展。

问：我们先从您的专业谈起。您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成就最大的是哪一家的理论？为什么？

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过我可以说中国传统文论跟西方文论有不同的特色，不但表现在文学思想方面，也表现在文学批评的经营与实践上。以儒道贯穿的文学精神所呈现的历代文学批评著作，是相当迷人的。中国文学评论所呈现的方式很多，例如从选集的观点影响一代的思潮、还有笺注批点、论诗绝句等等都有别于西方文学批评的方式。当然如果要指出一些重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典籍，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萧统等编的《昭明文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等等都是应当一提的作品。

问：古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思想之间的异同是什么？

答：人们常常把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混合而谈，批评包括理论，理论有时兼有批评，关键在于如何给文学批评一个定论。如果我们把文学原理、作家与作品视作文学批评的话，则包含两类，即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所以研究者运用理论与批评这类术语时，应该先下定义，否则会混淆不清。现在有些人干脆用文学评论这个术语，明确地把批评与理论说明，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处理方法。至于文学思想，是指文学批评或理论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作者或时代的文学观点与思潮。

问：您如何看待叶维廉教授对古代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接榫的努力？中国古代文论能够与西方文论接轨吗？

答：我现在工作的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文学所，它称为文学所，而不称为中国文学所，原因在于大家希望东西方文学能在这个文学所有个碰面的机会，亦即在一些课题上让东西方进行对话，比较东西文论的异同，用西方文论分析东方文学作品，也期望中国古代文论能和现代接轨。目前学术界已有不少人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叶维廉教授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

问：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文学理论的输入与搬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呢？

答：现在文学研究上很大的问题是套用西方文论，情况严重的，会使我们仅看见西方术语的搬用，反而不见文学，因而造成很大的偏差。过去我们都从作者生平与背景谈文学，现在我们的见解则不一样，作品如果没有经过作者的接触，文本将失去意义，作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探讨，西方文论可以提供我们参考。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如何活用这些理论，这些见解。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目前西方文论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其实也可以在中国文论中看到，比如西方接受理论在上世纪中期以后非常流行，而在17世纪末明末清初的一些文论者如王夫之等人就曾经指出，作品虽然由作者撰写，但是读者可以有自己的领略而有不同的鉴赏，王夫之甚至认为作品必须由读者参与，作品可贵之处才能呈现出来。由此可见，中西两种文论虽然有各自的文化与艺术精神，但是在一些关键课题上有时有共同的关怀。活用中国古代文论来分析现代作品，也许也是一个可以努力探访的方向。

问：“气”、“道”、“阴阳”、“风骨”、“参悟”等概念，在古代中国文论中比比皆是，其多义性与模糊性是否有碍中国文论的清晰度与现代化？

答：1968年在接触中国古代文论时，我就关注到中国文论作品主要用语语义含混的问题。我的硕士论文就是通过厘清含糊性的文学用语来窥探与整理王夫之的诗论系统，当时我的努力就得到大学的肯定。在比较系统地提出含糊性文学用语问题的学者中，我是较早的一位。不过要指出的是，过去我把含糊性文学用语看成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问题，现在这看法，倒有一些改变，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色：中国文论并不注重具体阐明文学用语，而在于意见的潜移传达。所谓“拈花微笑”意会言传的表达方式，正凸显中国文学批评的精神。如司空图的《二十四品》，你说他含糊或不够逻辑也好，但所呈现二十四种风格图象与意境，不是很令人着迷吗？

问：是文论领引着文学的方向，还是文学刺激了文论的建构？

答：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关系形同鸡与鸡蛋的关系，有时文论会影响文学的风气，如前后七子重视汉魏唐代诗，而反对宋元作品，就影响有明一代许多文人的理念，当时不少文学选集仅收古诗唐诗，而不取宋元两代诗，就是如此；有时文学创作后才提供人们写作方向的参考。杜甫以理入诗，甚至以诗来谈论诗，就影响后代以文为诗的写作，这也形成宋代文学作品与理论批评的特色。

问：20世纪的中国（包括港台）文论都是“拿来主义”，几乎念外文系的学者都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高手。而新中国成立后，却充斥着马列文学理论。您如何观待今后中国、港台的文论发展走向？

答：以台湾而言，早期政府把五四新文学从文学传统中割裂除去，所以70、80年代以前，台湾文学就处在非常尴尬的地位。当时的学生包括大专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可以说是空白的。留美的学生把现代文学带入台湾，影响了文学的论析方法，开展了文学研究的新方向，也取得众多研究的成果。但是不善用者，生吞活剥，也造成学界的不满。中国在1949年以后，马列主义成为一统的思想，直到80年代后，西方文论也登陆中国，并发生巨大的影响。正当大家热烈去用西方文论时，学界也开始警惕用西方文论分析中国文学这种“拿来主义”的危险。在全球化的冲击中，人们也开始反省五四以后受到完全忽视的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并思考在展开文学理论与作品批评时，如何接续这种断裂现象，如何让中国古代文论也能披上新装，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正是搞中国文论的学者关注的问题。

问：战前的诗词文言创作可算作是马华古典文学吗？您如何定义马华文学？

答：“马华文学”中的“华”字，一般上是指语言媒介：华文，在马来西亚用华文书写的文学作品都是马华文学。因此只要是用华文写作的作品，不论是文言也好，白话也好，都是属于马华文学的范围。马华的白话文学，是马华文学的一部分，马华文学中的诗词文言作品，也应当是马华文学的一部分。如果古典的含义是指与白话文学不同的诗词文言作品的话，那么不论是战前或是当前的这类作品，都可以称为古典文学。如何定义马华文学，说来可话长，我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参考我在《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中所提出的看法。

问：五四前后，新马文坛一直是以中国马首是瞻，新马独立以后至今，有人说写实主义派仍摆脱不了大陆五四写实文风的影响，请问您的看法如何？

答：这是一个在马来西亚学界经常讨论的课题。有些学者甚至因为早期中国文学对新马的影响，甚至有在早期这类文学排斥在新马文学历史之外的主张。我这次在研讨会宣读的论文《中国文学在新马的传播》就提出这个问题，并表示我的看法。没有早期中国文学的影响，就没有早期的马华文学，从历史延续的角度说，我们必须接受早期新马文坛接受中国的事实，而作为弱势的马华文学，今后也一定会受到外地，其中包括中国大陆、台湾、西方文学风气的影响，我们很难拒绝这些影响，也没有必要拒绝这些影响，关键在于我们的态度和谨慎的选择，接受多元的影响不是坏事。这篇论文中探讨70年代开始研究新马文学本土性的问题，亦即新马本土色彩与意识起于何时、如何发展、如何与侨民意识互相消长的情况。2年前我出版了《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甚至用此架构作为五四至新马独立前文学发展的分期原则。那么，如何看待新马文学中的中国性呢？过去我都在谈本土意识，但其中有一个部分必须注意的，就是中国的影响，过去这方面的讨论还是不足够的。新马过去在接受中国的传播时的反应，这问题过去只泛泛地说有影响，到底具体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可以做更深切的探究，包括文学的经营、作品的消费、变化、还有对中国性的不接受，也就是对中国性的怀疑与否定态度，这就铸成了新马本土意识与中国意识的角力，也促成本地意识的发展。无论如何，中国性毕竟是新马文学的一部分。有人认为具有中国性就不是新马文学，这就等于把过去我们祖先在新马拓荒的史实从历史中割裂一样，把中国性割裂对新马文学是有害的。至于战前与战后写实文学作品的审美趣味，实际上是比较欠缺的，不过它毕竟是形成新马文学的部分。我认为现代主义也不是好作品的标签，我想文学写作并不在于什么主义，不能以主义作为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

问：马华文艺独特性主要是摆脱中国性的书写，而以本土为主，可是表现形式与技巧在何时才真正自主呢？

答：新马文学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受到外国的影响，先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后来是台湾现代主义的影响，还有西方文论的介入。这问题牵涉到如何看待影响的问题。新马文学如何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与特色？如果新马文学有中国、台湾、西方的影子，那么本土性应该从什么地方探测呢？我们应该持平地看待这问题。有人认为有中国的影子，就是不好的影响，有台湾的影子就是好的影响，我们必须纠正这点。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真正在写作上表现我们风格的本土作品呢？我一直期待着新马能够出现一些世界级或者受到学界大力肯定的作品，以独特的本土特色昭示杰出本土作品的诞生，并在本土发生重大的影响，领导文学作品书写的新方向。

问：战前与战后，报章副刊是新马文学唯一的园地吗？

答：战前新马出版的文学单行本非常少，作品主要是发表在副刊与杂志上，文学的推动力量是杂志与副刊。副刊学与杂志学是新马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环，不可忽略。80年代我到中国大陆去，一些朋友们不解为什么我会研究文学副刊与杂志；90年代再去时，已发现一些研究生自觉地研究副刊与杂志了。我会较早研究文艺副刊，并为此出版了好几本作品，有人说觉得很奇怪，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只要是研究区域文学的学者，都会清楚知道，要研究区域文学，特别是早期如战前的文学，如果不研究副刊，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文学，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块，当学者大量研究文学专书之后，希望在研究上有所突破，也就注意起副刊来了。就新马的情况说，战前文学单行本非常的少，副刊研究就成为主要的工作，在战后，文学出版发达，副刊固然也是重要的一环，但已不像战前那么重要了。

问：战乱时期，文学总是被当作武器或宣传工具，往往缺少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您如何看待这问题？

答：不能一概而论，人们对战乱时期的文学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所谓“诗穷而后工”，也就是说，在战乱时期，作者因为环境的影响受到强烈的激发，很能将内心的激愤、困顿和所遇上的大事件写作出来，因此作品也就更加的动人。明末清初动乱时期会产生许多好作品，没有一战、二战，西方文学就缺乏很多很多生动的题材，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动乱时期，一些人以文学做宣传的武器，来达到政治与军事的目的，文学作品沦落为政治和军事的附庸，这当然不好。不过我们千万不能因为有第二种的情况而否定战乱时期就不能有好的作品出现。

问：动荡时期，如果有作家写生活小品、幽默短文或风花雪月的作品，一般上都会被大众批判，您如何看待这问题？

答：文学不是说写大事件就是好的作品，写小事件就没有意义与价值。动人的文学作品还是在于它的审美趣味。我在整理文学史时，有两种做法。当我把文学放在文学史的架构来看时，我会注意到文学经营、文学作品跟文学消费的问题，从这三方面看问题，也就是不纯粹从文学的角度看文学，否则所见的空间与价值就很小了。但是如果我从文学作品细致的角度看，就十分强调审美趣味。当我们在谈审美趣味时，它跟题材是没有关系的，胥视作家如何写作，例如在唐诗三百首中，不见得写得短小的就不好，写得长篇的就好。

问：在比较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左翼风潮与作家一直占据着新马文坛，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答：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南来作家都回中国去了，于是在文坛上活动仍以本地作者为主，不过在写作上，中国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当时的中国文坛，以马列写实主义挂帅，也对新马作者起着重大的影响。不过当时的这种写实主义，对新马社会、政治、独立运动的推动是有它的作用的。不过这些作品在审美趣味上一般上有所欠缺。话还需说回来，文学写得是否动人，不是写实或不写实的问题，而是如何写实的问题；正如你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写作，不一定就取得成功的通行证一样。

问：新兴文学是马华文艺界对中国“革命文学运动”所发出的共鸣。您认为革命文学是否颠倒了文学的本质？

答：20年代提出的新兴文学，是传播自中国当时的文学革命思潮。这种传播以当时整个新马环境而言，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必须知道当时活跃文坛的先辈，基本是中国人。可是，在传播这种文学时，出现非常多的问题，很多都是教条式、概念式、浅薄式的呐喊。同时，他们也意识传播这种文学时，也应该提倡南洋色彩，所以可见中国文学在新马传播的过程，也有这样的变化。

问：如何看待黄色时期的文学？以现今的眼光以观，那真的属于黄色文学吗？

答：首先必须厘清当时对黄色文学所下的定义。反黄运动出现在1948年紧急法令之后，当时文坛陷入低潮，在政治高压的局面下，许多作者停止写作了，文坛上出现了不少软性文学，一些牵涉到男女问题的文学，也有不少吟风弄月题材的作品。当时黄色文化的定义不只是指色情文化，也包括这些被标签为灰色的颓废文化的作品。不论是一些牵涉到男女问题的文学，或是吟风弄月题材的、被标签为灰色的颓废文化的作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不属于“黄色”之作的。

反黄运动原本是个社会问题，当时一个女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奸污，人们就把这个时间扩大为文化事件，当作文化问题处理，并发展为文化运动。当时的人之所以那么做，是有原因的，他们希望借这个文化运动，在非常低潮的文学与文化气氛中找寻一个可以发展的空间，并让这一运动最后从文化运动更进一步发展为政治运动，文学也在这种转化当中被探讨，提出发展的未来走向，之后文坛会有爱国主义文学的出现，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发生的。

问：如何评价沦陷时期马华文坛的“汉奸文学”、“色情文学”？（方修《马华文学史补》）

答：沦陷时期写作活动基本上已经停顿了，只能看到《昭南日报》零星的作品。有一年，我带领学生举办一次文学史展，以艺术多元展现新马文学史，沦陷时期我们只展示一块红布，用风扇吹，表现战火密布与人生生活困苦。至于应当如何看待《昭南日报》上的作品，我认为不应简单化的处理。

问：请叙述战后新马文学的困境。

答：战前许多文人辛勤工作，努力耕耘，希望在这片文化沙漠开拓出文艺园地。战前新马文学的困境有二。第一，本土意识如何建立；第二，新马文学没有伟大作品，当时舆论界都有这样的讨论。战后，文学与政治结合下作为反殖的力量，困扰的不是文学问题，而是独立的问题，文学如何表现独立。等到新马独立后，新马文艺要如何塑造自己的性格与道路，就成为大家的困扰。到了现在，新马文学是否已经建立了主体性，主体性在哪里，如何观察主体性，这是理论界的困扰。同时，应该采取包容的心态看待本土与外来相容的问题，从中分辨本土与外来的特色，更重要的是有杰出的写作者交出作品，作品是作者的通行证嘛。

问：通过微缩胶卷研究报刊原始资料，您曾说那是新马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在微缩胶卷中，您看到了什么？

答：我们很幸运，英国殖民地政府比其他殖民政府较好地保留大量文献。有很多早期的刊物都能在大英图书馆看到。我借着一次到英国之便，对这些刊物做了提要，陆陆续续将这些胶卷买下存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从这些胶卷当中，不仅看到了文学部分，要研究新马早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甚至广告，都可从中得到资料。

问：黄锦树曾说，如果当年郁达夫继续留在马来半岛，也许马华文学将会出现经典作品，这是否成立？

答：郁达夫在中国主要以写小说散文为主，也获得不少掌声。他来到新加坡，新马人也给予热烈欢迎。当时在一个欢迎会上，有人问郁达夫该如何进行发展新马文学的工作，他对许多问题的其中一个回答是：新马只要出现一个杰出的作家，写下十多二十本具有南洋特色的作品，则南洋特色自然能够建立。显然，他是偏重在作家个人的成绩，他继续留下后，跟以前的郁达夫已经很不一样了，很快就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去，所写的都是政论散文一类。将来的郁达夫会是个怎样的郁达夫（有人说是战斗的郁达夫），将来会写些什么作品，谁也不敢说了。在我看来，他后期的作品反而没有前期那么好。

问：中国南来作家对新马文学有何贡献，这是老生常谈。那么，您有何独特的见解？

答：过去我们谈贡献时，时常着重写出什么作品，其实贡献是很多方面的。在经营文学的时候，积极耕耘、积极创作，把文化沙漠变成文化绿洲就是贡献。在今天我们能细述过去新马华文文学的种种，就是这些文学工作者耕耘下的成绩。我是带着崇敬的心理看待前人对新马文坛的努力的。

问：新马分家，等于分割了大马华社的文教重镇，这是否在早期造就了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兴盛？

答：新马分家后，新马文学分道扬镳各自发展，分家前的新加坡可以说处于新马文艺的领导地位。1957年新马独立时，就有一种声音说，我们政治上独立了，为何文学不能从新加坡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地位？后来，马华文学果然脱颖而出，具备独立的姿态，也取得骄人的成绩。新加坡独立后，前期的文坛盛况，让人兴奋，出版界从60年代到80年代虽然有起伏，基本上还是稳定发展的。80年代，新华文坛还是欣欣向荣，可是90年代开始有走下坡的迹象，文学作者固然经常出版作品，但一般程度不如马来西亚，副刊蓬勃的情况也大不如前。

问：新马文学或文坛有没有孕育出评论家？进而言之，新马文坛早期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更多是属于社会批评，或不成熟、观点笼统幼稚。马华文学有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学理论或批评？

答：文学评论一直有人在耕耘，可是在新加坡独立后，一直缺乏人才与作品。我们须要更多更杰出的文学评论者出现，不能一味“拿来主义”，应该掌握各种文艺批评理论作为基础。目前而言，文学理论是新马写作最弱的一环。

问：新马分家后，事实上只是一道海峡之隔，生活习俗、风土人情表现在文学上，最大的主题差异是什么？

答：最大的差异在于各自所关心的问题有别，新加坡越来越以经济繁荣与商业发达作为人生生活的指标，实际上也在这方面取得可观的成绩。相应而言，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不再是旧传统的课题，而是新经济体系中生活的问题。马来西亚由于华校的存在，中华传统的观念成为知识分子重要的资源，大家关注华人文化在多元种族中的定位。随着越来越多留台生的回流，把不同的写作手法带入马华文坛，这是有别于新加坡早期华校生的特色。因此，在文学创作上，马来西亚有更杰出的表现。

问：您曾任第一届文艺研究会会长，能否简介这个团体？

答：1976年我主编《新加坡文艺》季刊，由教育出版社资助出版。当时何家良先生担任出版社总经理，他邀请我主编这份刊物。《新加坡文艺》是一份大型的刊物，敢以“新加坡”为名，是旨在希望打破门户之见。70年代中期写实派与现代派视同水火，所以开始时我们左右不逢源，之后大家逐渐都能在这份刊物中发表作品，门户洞见渐渐淡化了。这份刊物出版4年后，由于出版社改成有限公司，就无法继续资助，何先生就建议成立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原班的编辑人马便成为基本发起人，我身为主编就自然地成为第一届会长。可是，工作2年后感到搞团体很不容易，所以就退辞了。

问：新加坡文艺研究会跟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有什么不同？其功能是否重叠？

答：最初新加坡只有一个写作人协会，新加坡文艺研究会成立后，新加坡变成有两个同样性质的团体。两个团体实际上也存有紧张的关系。后来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成为新加坡作家协会，而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则变成新加坡文艺协会。我认为文艺团体不必要大一统，团体不妨多一两个，有竞争才会热闹，才有进步，只要竞争是良性的。

问：能否谈谈新加坡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紧张关系？《新加坡文艺》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答：60年代初期开始，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方掀起笔战，搞得两方很不愉快。当时我们创办《新加坡文艺》，其中一个目的是希望拉拢大家，所以提出不分门户的主张。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后来也发出同样的呼声。《新加坡文艺》当时就充当两派主义的桥梁，开始时邀约双方的文稿，既不容易，后来就没有前期的紧张了。现在双方已经可以同心协力推动文艺。应该这么说，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是无地不有无代不有的现象，能够把这问题降到最低点，是最理想不过的事。

问：请谈谈大作《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与方修《新马新文学史稿》在架构上的差异。

答：方修在讨论文学史时，分期上用盛衰为标准。我则认为文学应该要注意到参与者的问题，经营文学与写作者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我们要了解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怎样写作，如何写作，如此在分期文学发展线索时，即可看出当时文学的状况。我会用侨民意识与本地意识互相的消长。战后，侨民意识告退，本地意识发展中结合反殖与爱国主义的情绪与精神。我基本上是从知识分子的心态来看当时的文学发展历史。这整个理念在于，文学作品也好，文学传播主体也好，它必须有人的参与，也就是人的精神与传播互相的影响，我是从作品与读者这种传播与接受的关系来展现文学发展的情况，这就是跟方修不同之处吧。

问：以文学思潮划分文学史，您是首位尝试的学人。能否谈谈这与您早期的专业（中国古代文论）是否有所影响？

答：我在治理中国文论时，我不但着力在中国文论，也看评论者如何经营，这对我撰写新马文学史有极大的帮助。当我在整理中国古代文论时，我很重视中国古代的选集，选集是四部（经史子集）中“集”的部分，他们就通过选集经营文学，选集的分析对我在分析副刊的部分有很大的帮助，如何选与如何编都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很多方法，我都是从古典文论中领悟到的。我对文学发展的分期，也受到古代文论的不小影响。古代文论对唐诗发展的分期曾经热烈的讨论，论者多对以起承转合来分析唐诗，有强烈的看法，也对把有生命的文学发展切割为几块，有不同的意见，这些都影响了我对文学分期的处理。

问：文学史应该按年代、思潮、体裁或文体的演变进程撰写？其之间有必然的关系吗？

答：清代文学评论者叶燮有个观点，他特别强调汉魏以后的诗歌发展，主要是诗歌的体制、声律等内在因素的发展，朝代只是一个标签，是一个称号。他的意思是说，诗歌的变化，主要是诗本身的变化，时代不是重要的因素。这给我们一个提示：文学发展是有机的、有自己的生命。通常我们用年代划分文学发展，这是一种人为的干预，重要的还是着重诗歌的内在特色。因此，我非常不满意过去的文学批评史，打开一看总是先说明某一个时期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排列一些主要的文学批评者，就如此诠释了整个文学批评史。实际上要谈文学批评史，就应该谈文学内在生命的转变，文学思潮的变革与课题的演变的过程。这比切开若干个时期，然后列举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加以叙述会更为理想，更关注到文学的有机联系。

问：有计划撰写新马文学批评史吗？有此必要吗？

答：方修和我都写了新马文学史，我觉得还有一项工作应该进行，就是撰写各文类的发展。原甸写过新马新诗的发展史。除此，还有散文史、评论史、戏剧史都有待大家的努力。现在我在新加坡集合数位朋友包括欧清池博士等人，在进行一些工作，一方面鼓励更多人阅读到新马文学著作，促进新马文学的研究，一方面也提供一些可能发展的层面，进行不同文学文体的研究。第一步，我们的文学选集《从文学看历史》（诗选）出版了，时限从1919年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根据我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分成8期，筛选出一些诗篇，有些备有导读，有些则纯粹陈列，让读者能透过诗篇看历史。希望日后有人撰写不同文体的文学发展史。我指导的学生中有的在撰写战前诗歌发展史，也有撰写战后小说发展史。

问：中国学者黄万华好像写了一部《新马百年小说史》。

答：对，黄万华的《新马百年小说史》还是一部不错的作品。

问：不少研究新马文学的中国学者也写了不少文学评论，可是在我们看来其中一些不过安慰吹捧、朋友主义的评论。您的意见如何？

答：有些中国学者确实对新马文学深感兴趣的，有些是出于工作上的需要，有些是出于一番兴趣，不能一概而论。但是，问题是有些学者在遥远的中国进行新马文学研究，他们未必到过或留居新马，所以资料的搜集是很大的问题。我发现到，如果有人到中国去提供一些资料予这些学者，这些资料便成为他们撰写新马文学主要根据。如果有人出版作品请他们写序，他们就以为这是新马文学的代表作品，所以就给人上述你提到的印象。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应该只是指责，而是如何去改变。新马文学必须要更多外面的人参与，才能发扬光大，关起门来谈自己的文学也不是好办法，希望大陆和台湾的学者能好好研读新马文学作品，多加努力。当然处理得不好可以批评，可是我们的态度仍是欢迎更多人参与。

问：战前与战后新马出版许多文艺刊物（可以说比现在还多），这现象反映了什么？现在的新马文坛今不如昔吗？

答：这就是我非常佩服战前与战后文艺工作者之处。他们的时代环境与物质基础比我们艰难得多了，要出版一份刊物比我们现在更加困难。然而，他们还是做到了，可见他们有他们的理想，成绩如何是另一回事，我们现在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继承他们的理想与精神，也许现今的文坛将会有所改变。

问：从事文学史研究多年，新马华人文学史给您（或我们华人）带来什么借鉴、启示或感悟？

答：我无法替别人说话，我自己的感悟是：新马文学从19世纪末一路走来，我一直看到有很多前人不断地努力，在艰难的情况下踏着文艺的步伐。这些人的努力和他们发挥的精神，可以说激励着我们的研究工作。研究新马文学多年，一直有这样的看法，新马文学必须要有更多的各地学者的参与，才能有更大成果。因此如何使新马文学研究在各地开花，是我的梦想。早期和日本的今富正巳教授努力在日本成立南洋文化研究的组织，是梦想跨出的第一步。最近在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文学系教课，也为这梦想做了几项工作。第一项工作是成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网站，目前有3千人次浏览。第二项是设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并正在进行几项工作，包括世界华文文学作品的选次与出版，第一部选集将于12月中旬出版，题目是《跨国界思想──新华新诗选集》，我和一些各地研究生对选集诗篇进行分析，让大家了解各地文学状况。这项工作过程中，我才认识到澳门与泰国的诗人与作品，对我来说是一种教育。此外，小说选集将于明年4月份出版。再来，我们会召开小型会议，将来结集成书。将来我会把这个研究中心的工作交给年轻的一代，也希望新马文学能借着这个研究中心与网站，可以和世界华文文学对话，促进各地学者研究新马文学。

问：这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网站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是台湾首创的吗？

答：世界华文文学网站之前已经有了，但是以研究为主的还是第一个，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可能是台湾首创的。不过我认为首创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创设过后的运作。佛光的学生很热心很投入，我有信心能在那里完成一些工作。现在网站以台湾和新加坡为主，这次来马希望能收集大马的作品。明年初我到大陆去时，也希望更多大陆学者浏览与参与，但愿在这一、两年内能把中心纳上轨道，建立接班人机制，聘请海外研究员，这些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可以说目前对我来说，重要的不在于我能做些什么，而是接班的年轻一代能做些什么，要如何发挥。

问：马来西亚南方学院设有“马华文学馆”，除了收集马华文学作品外，还出版《蕉风》，定期展览作家专题。您认为它还可以发挥怎样的功能？

答：南方学院能够设立“马华文学馆”是了不起的事，《蕉风》复刊也是值得赞赏的事情，同时文学馆设有网站，也和我的研究网站联线。新加坡也有不少声音说要设立什么馆，而实际上却没有“马华文学馆”做了那么多工作。我觉得文学馆将来如果有机会，可以多举办会议，进行马华文学交流的工作。

问：您对马华文学的定义是华文文学，为何不是华人文学？如果您撰写马华文学史，您会收编李永平、张贵兴等人，为什么？标准是什么？

答：如前所说，马华文学的“华”字对我来说，是指语文媒介。我不当它为人种的媒介，原因在于：一、以人种为主，那么凡是人种为华人，所写的各类语文媒介的文学作品，如英文、法文、日文、马来文、等等都应属于马华文学，牵涉太广了。二、以语文媒介为主，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华文文学发展的变迁，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先辈如何为华文文化奋斗的历史。如果由我撰写马华文学史，我当然会收编李永平、张贵兴等人的作品，标准可参考我在《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中提出的看法。我是采取宽松的尺度来处理文学史中的作者的，因此我对陈芳明的台湾文学史不把张贵兴等人列入他的文学史的书写中，深感不解。

问：为何您创设的是“世界华文文学”而不是“海外华文文学”？这跟中文系里的现当代中国文学是否有所重复？

答：对中国大陆将大陆以外的文学称为海外华文文学，我一直持着反对的意见。“外”相对于“内”，“内”“外”之别，不但强调在“分”，更有中央、边缘的差异。世界华文文学一词，包容量极广，凡在地球上的都可容纳。从环球的华文文学角度来说，文学有多个中心，以海外华文文学来称呼中国以外的文学，有以中国为唯一中心之嫌，并不恰当。由世界华文文学的高度来看各地区的华文文学，可以看到他们互相影响，互相接受，以及不接受的情形，这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领域可以区分开来。

（本文由马来西亚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供稿，原载于第9期《南大资讯》。本文经杨松年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