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的概念,简而言之,就是艺术的科学,艺术的理论。它所研究的内容和探索的范畴是:艺术的形式和本质,艺术的标准和特征,艺术的逻辑和属性,艺术创作的规律和方法,艺术形成的流派与风格,艺术和现实的关系,以及审美心理的表现等等。(注1)
中国的篆刻是一种“方寸之内”的艺术,是篆法、刀法和章法三者综合的艺术。这种中国传统固有的艺术,昉自春秋之世而极盛于秦、汉,几千年来,已成专门之学。因此,篆刻美学是美学中的一个分支,在美学园地里有它的独特之处。它是根据艺术美的共性来认识与研究篆刻美的形成、发展和表现形态,并从中揭示出美的本质以及美与丑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即研究和揭示篆刻美的本质与特征、内容与形式、创作与欣赏等审美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理的一门学科。(注2)
本文先来探讨这一理论的具体形成。在书法、篆刻和绘画中,只要注意了线的构成,便相伴而产生了空白。最早仰韶文化中的彩陶上有类似文字符号的线条,其线间或交叉便构成了空间(“白”),其色彩多为单纯的黑、朱、白。稍晚产生的象形文字中,线的组织与空间分布更趋精美,如甲骨文与早期金文。随着文字造型上线条的趋向符号化、抽象化,人们对审美意识的增强,对“空间美”的探索,都可以在战国玺印和秦、汉印章分朱与布白的匠心独运中有所窥见。(注3)
随着元、明、清以后印学的发展,加上以花蕊石为印材,易于镌刻,文人学士对印面文字章法的布局开始有所重视。元代吾丘衍是印学理论的开拓者,他在所著《学古篇·三十五举》中提出“凡囗圈中字,不可填满。但如斗井中着一字,任其下空,可放垂笔,方不觉大”;“若印文中扁‘口’字,如‘子’字上‘口’,却须稍宽,任‘口’中空稍多,字始浑厚,汉印皆如此。”(第十三举)“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略有空,后二字无空,须当空一画地别之。”(第二十四举)“凡印文中有一、二字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带者,听其自空,古印多如此。”(第三十一举)“诸印文下有空处,悬之最佳,不可妄意伸开或加屈曲,务欲填满。若写得有道理,自然不觉空也。”(第三十五举)。(注4)
另,明代徐上达在《印法参同》中也具体地提出朱白的处理方法:“白文中分‘十’字红地,不可去字太阔,当视字画之疏密少减方好看。……其截处亦须较画少密,方见相联。”“朱文列派,字之上头齐整则露地少,下脚参差,则露地多。如此者,须是上头离边较下脚离边更远少许,方得相称。若左右相让,其离边远近则均之矣。” (注5)
清人袁三俊《篆刻十三略》中也提到:“满,非必填塞字画,使无空隙。字无论多少,配无论方圆,总以规模阔大,体态安闲为要。不使疏者嫌其空,密者嫌其实,则思过半矣。如徒逐字排列,即成呆板。” (注6)
众所周知,篆刻艺术的核心是文字的造型,它要表现的是文字的美,依赖的是文字的线条。线条的形成是由点、线而及面的,有形、朱、白等形式,造成的效果有大小、粗细、长短、方圆等外形,具备了动静、刚柔、雄强、秀雅等个性特点,这就构成了美的形式法则。因此,印章的整体文字造型就需要章法上的布局,从文字线条的抽象美到文字结构造型的抽象美,因此说,篆刻须要依靠篆法和刀法,而章法是处在支配地位的。为什么呢?因为篆刻艺术的线条和结构抽象美,不是造字因素,而纯属艺术手法。而这种艺术手法来自于传统。邓散木在《篆刻学》中提出章法十四种,有人甚至提出更多。叶一苇认为章法可以用“虚实、平衡”四个字来概括。他又把“虚实”分成疏密与参差。(注7)不过,篆刻中比较早发出疏密虚实对立而统一理论的,有明朝潘茂弘在《印章法》中提出的“空处立得马,密处不容针” (注8)这对邓石如有名的印论“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通风,计白当黑,奇趣乃出”有一定的影响。(注9)本文主要针对其中的疏密这一概念,作深入的探讨,并从而找出中国传统文人在空间上虚实疏密的审美趣尚。
篆刻的形式美是历代印人不断累积起来的审美经验,并在印面上表达。印人的审美思想、观念和作品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大篆、小篆、缪篆等的方、圆、曲、直;玉印、铸印、凿印、石印等印材的坚硬、细密和松脆;刀法的冲或切等虽因时代的变迁而不同,但对印面效果的形式美,却是有迹可寻的。
为什么篆刻艺术讲求疏密的布局呢?篆刻名家韩天衡说:“治印者,以着字处为实体,以其配字、偏旁、点画间的空隙为虚处,此一般所称之虚实也。虚实一道,足以使篆刻家琢磨一生,开挖一生,且穷其一生而不能尽得。”(注10)
接下来,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篆刻作品来说明这其中的表现手法。
这方古玺“亡”字笔画少,占地少。“麋”字笔画多,占地也多,又的笔画还几乎变成一块了。
这是疏密感觉强烈的一个好例子。
赵之谦这方印密而不死,疏空亦多姿,自然组成的三角形色块构成呼应,增加了艺术趣味。
这是邓石如的名印。“江、岸、千、尺”采用简写或直线条,造成空疏;“流、有、声、断”采用繁写或曲线条,使笔画茂密。于是字与字之间的疏密对比和呼应就很明显了。
陈衡恪(师曾)这方印构成的形式美是:线的疏密对比与空白相映成趣。
在字的编排上,是三密一疏的对比,在黑白(红白)的对比上,是白色块和黑(红)色块的强烈对比。
这是邓散木晚年的作品。印面强调了线条的粗细、直曲的对比和变化,以及部件方圆虚实之照应。
潘天寿常言“一般人布局只知道布实,而忘却了布虚”,这方印是他这一理论的发挥。“寿”字简写倒放并往上移,空出下方,突出三个“口”内的空间,并造成呼应。
文字本身已经自然形成疏密的对比,但往往不能满足艺术上的要求,须加调整,才能达到虚实的效果。疏与密,虚与实,都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矛盾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在艺术上表现出矛盾,也才会出现生动的局面。(注11)
疏和密的另一概念是虚和实。何谓实?实既是充实、结实、厚实等。何谓虚?既是比较空,是与“实”相对而言的。即空虚、虚白和缥缈。因为虚多,就能耐人寻味。给人看见的东西虽少,但给人思考想象的东西就多。虚实是结合使用的,不可偏颇。若过实,则易板、死。若过虚,则易虚无缥缈,不着边际。因之最好的虚实结合的手法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生,相依相成。只有虚实相衬,才能各显神通。(注12)虚,还具有“隐”、“藏”之意。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说:“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这种“隐”、“藏”、“虚”的审美过程,和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疏密和虚实在篆刻艺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篆刻是文字构成的,字体笔画多属于实;字与字,笔画与笔画之间的空隙便是虚,但实是要靠虚来陪衬、来显现的。如果没有虚,实也就无法存在。字画的粗细和松紧是要收一定结体规则制约的。而“虚”较“实”则自由得多,它在间距与空隙中可疏或密,或宽窄,或大小等有所变化,不过不能超越一定的界线,也要受到“实”的一定条件的影响。虚与实二者是互相依存、互为共生的。虚中在实,实中有虚,无虚就不能显实,无实也难出虚。黄宾虹论画说:“古人画诀有‘实处易,虚处难’六字秘传。老子言:‘知白守黑’。虚处非先从实处极力不可,否则无由入画门。” (注13)
现在,让我们也从其他传统艺术的文人审美思维中,探索疏密、虚实对比这一形式概念的运用。我们可以了解,中国许多传统艺术的构成原理在形式法则上往往是相通的,如书法、国画、戏曲、园林等,都可以表现出传统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如王羲之对书法的体会:“分间布白,均其体势,疏不至远,密不至近,如织锦之法,花地相间,须要得宜。”众所周知,文字的笔画有多有少,书写时也就有宽有紧,为了平衡、匀称、清晰、美观,就要讲求点布的设置。刘熙载说:“结字疏密,须彼此互相乘除,故疏不嫌疏,密不嫌密也。”凡是笔画多的,如馨、赣、颦、囊等字,要写得细筋密结,避免臃肿局促;对于笔画少的,如大、小、山、川等字,要写得粗壮爽朗,又忌松散无力。因此,如果搭配得当,“密者疏之”、“疏者密之”,且与字体的肥瘦大小恰当结合,就会造成强烈的对应关系,达到疏密匀称、宽紧咸宜、大小得体,增强作品的舒适感、闲雅感和节奏感的艺术效果。(注14)
国画中对疏密、虚实的处理也极为重视。潘天寿说:“画事之布置,极重疏、密、虚、实四字,能疏密,能虚实,即能得空灵变化于景外矣。” (注15)这与邓石如的“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通风,计白当黑,奇趣乃出”在印章边款上的领悟,如出一辙。
在园林建筑中,我们更可见到虚实、对衬处理之妙。如苏州园林建筑中,有意布置了许多漏窗、空窗、月门、屏扇等,以便游客游览时可移步换景; (注16)这些,都能构成实中有虚,虚中见实的各种奇妙景观。
在戏剧舞台上,也很重视虚实。如京剧不用背景,而突出人物的表现。用一根马鞭,便可表现出骑马的各种动作;马鞭一举,表现带马上鞍;马鞭扬空飞舞,则是骑马奔腾;马鞭向下一挽,表现下马。这些都是以虚带实的手法,是京剧艺术的特点,也是其他艺术常常借鉴的共同原理。(注17)
中国传统艺术审美概念的产生,和知识份子的哲学思维是分不开的。“阴阳学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也影响到书法艺术领域。从书法“肇始”,到书法用笔、结体、章法以及书法鉴赏等,无不弥漫着“阴阳意识”,黑字白纸的形成,正是这种意识的产物。是先民从黑夜白昼这个最基本的自然现象中产生的“阴阳意识”的延伸。“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注18)阴阳意识的延伸,黑白概念的形成,疏密审美观的确立,种种的蛛丝马迹,都足以解释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趣尚。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立论,中华民族的色彩学是黑白相对的,而我们对空间的意识,也可以确定在计白当黑等方面的艺术哲学课题上。(注19)。这与西方写实时间的概念不同。就像绘画,西洋画追求写实,中国画讲究写意。当西洋画把光影,色彩,解剖,焦点透视,表达得淋漓尽致的时候,中国画却用以虚当实,以白当黑,意境神韵,散点透视来表达审美观。在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传统中,审美活动更是基于感性而不滞于感性的生命体验,是一种出神入化的对道的体验。
本此,我们可以从具体的现象中寻觅中国传统艺术--本文着重在篆刻艺术――的哲学文化本源,对儒、道、佛(禅)美学思想与篆刻精神本质的关系,予以梳理比照。
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是孟子模糊地区分的从虚到有的几个发展阶段。从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最高等级的境界“神”,乃是一种不可名状的虚无境界,这种境界比“圣”还高,连圣人也在不断的追求之中。
其实,古哲并不是追求真正的一无所有的虚无,而是在追求最高等级的充实,是对于“无限”、“本源”的追求,最终是为了寻求解脱,从实发展到虚的过程,最终是一个解脱过程。
《论语》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庄子亦曰:“惟道集虚。”“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凡此种种,显示出中国的哲人无不在苦苦挣扎,企图脱离现实世界、现实形式之束缚,而自由显示其主观的本质。他们要创造一个无得无失包罗万有之“象”。“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花阑珊处”。中国文人对艺术意趣的追求,由此可见端倪。篆刻艺术亦然。
中国文人很早就不以纯然透过客观外貌看待世界为满足,而试图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入手,将内外现实看作处于同一变化中的两个潜在成分。它是超现实的,但不同于西方的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排斥理性,而中国艺术观却代表理性和生命,是哲理和艺术的融合,感情和解脱的融合,意识与生命之合流!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艺术家强调的是学问和修养。中国艺术强调虚实的结合,而虚无境界由无限充实升华而成,而所谓修养,正要不断的充实自己,必至一定火候,方能发展成为虚无。修养不足,充实不够,只是渺乎其“有”,那么所呈现出来的艺术品也是“这笔可以”“这线条不错”的认可,却无法出现“气息”“风韵”“气象”“雄浑”等代表升华到“虚无”境界的赞语。
反过来说,欣赏中国的传统艺术,也特别需要修养,因为欣赏者要从虚无中看出“有”来,没有学养,必不能领悟虚象所蕴含的无限充实。陆机《文赋》中的两句话,相信最能用来形容中国传统艺术的欣赏:“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大概是中国艺术的最高欣赏了。(注20)
本文只是利用篆刻艺术章法中“疏密”与“虚实”概念与中国哲学上“有与无”的直线比较而已。篆刻艺术不能用“疏密”“虚实”来概括,中国文人的美学意趣也无法用这种简单的哲学思路来形容,这是本文最后所要说明的。
注:
1:董友知《书法理论与书法百家》团结出版社1988年12月。Pg.25
2:刘江《篆刻美学》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4年12月。Pg. 3
3:刘江《篆刻美学》。pg. 76
4: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 学古篇》,西泠印社。1999年8月。pg.10-17
5:《历代印学论文选·印法参同》pg. 118
6:《历代印学论文选·篆刻十三略》pg.154
7:叶一苇《篆刻丛谈续集》。西泠印社。pg.55
8:《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8月
9:穆孝天、许佳琼编著《邓石如研究资料》中国古代美术资料丛书。人民美术
出版社。1988年1月。Pg.104
10:韩天衡《天衡印谭》。上海书店。1993年10月。Pg.113
11:叶一苇《篆刻丛谈续集》pg. 58
12:刘江《篆刻美学》pg. 104
13:刘江《篆刻美学》pg. 101
14:董友知《书法理论与书法百家》Pg.55
15:刘江《篆刻的形式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pg.6
16:刘江《篆刻的形式美》pg.6
17:刘江《篆刻美学》pg.102
18:夏延献《书道犹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月。Pg.52
19:陈振濂《书法教育学》。西泠印社。1992年6月。Pg. 10
20:章祖安“模糊·虚无·无限――书法美之领悟”。《书法艺术》1986年总
第二十四辑。上海书画出版社。Pg.37-48
星期日, 四月 0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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